有一则伊索寓言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一群海豚和一群鲸鱼在彼此争斗。当它们的纷争变得异常激烈的时候，一条凤尾鱼游上来（《伊索寓言》的中译本中有的译为“西鲱鱼”，有的译为“白杨鱼”），并试图让双方和好。但是有一条海豚阻止了它，还对它说：“与其接受你来作一位调停者（mediator），我们更愿意彼此战斗到死。”
鲸鱼是与海豚争斗的一方。他们没有发话，没有提出异议。这意味着海豚的发言代表了争斗双方共同的立场。
据说这则寓言想要表达的寓意是，假如一个人想要帮助别人，那他必须首先认清自己的能力，不能自不量力。所以，有的中译本在翻译海豚的那句话时，就添油加醋式补足了说话的语气，说“我们宁可争斗到同归于尽，也不会让一条像你这样的凤尾鱼来调解！”——“一条像你这样的”这个修饰语，传达的便是海豚对凤尾鱼的鄙视。海豚似乎是因为看不起凤尾鱼才拒绝它的调解；它似乎认为，凤尾鱼这样的小不点根本没有资格调停巨人之间的纷争。
寓言的读者有权从任何方向和角度获得启发。寓言自己想要表达的似乎也是类似的用意。它说：“有些人本是无足轻重，但遇上动乱，他们也自以为是什么人物了。”
这看起来同样是从凤尾鱼的处境出发得到的人生鸡汤。不同的是，寓言自己的“评论”毫无疑问是在谈论政治。“动乱”这个词不但表明了城邦政治的语境，也表明了凤尾鱼的某种政治意图：它也许想从政治动乱中谋取某种利益，比如成为“调停者”。一旦我们转而从这样的政治角度来理解，那么，这则寓言也将褪去它人生鸡汤的外表。
凤尾鱼的寓言是政治寓言。海豚那句话的重音不在“你（凤尾鱼）”，而在于“作为调停者”。问题不是要在凤尾鱼和海豚们或鲸鱼们之间进行高低等级的对比，而是要在“调停者”和争斗状态之间进行选择。对于争斗中的海豚和鲸鱼们来说，“调停者”是比争斗、甚至比死亡都更加难以忍受的事情。它们对凤尾鱼想要成为“调停者”的企图，充满警惕。
我们当然会奇怪：调停者怎么会比死都更加令人厌恶呢？调停者难道不是我们的社会生活所必需的吗？
平民与贵族的争斗（海豚与鲸鱼们的争斗）是城邦生活的必然现象。而“调停者”在古希腊政治中则特有所指。海豚的警惕之心所表达的，正是古希腊的重要政治经验之一：调停者是通往僭主的道路，而僭主是世上最坏的事物。希罗多德所讲述的代奥凯斯（Deioces）可能完美地例证了，调停者是如何成为通往僭主的道路的。
希罗多德说，米底人没有中央权力，全境处于无法无天的状态。代奥凯斯在米底人中间富有令名，具有敏锐的洞察力。那时，他热心而忠实地在同胞中间调停纷争，正直无私，赢得了同胞们的信赖，于是被推举为一切争端的仲裁者。他们对代奥凯斯的信任达到了如此的程度，以至于他们只相信代奥凯斯一个人，不再相信其他任何人。当代奥凯斯赢得普遍的信赖，人们也普遍地依赖于他的裁判的时候，他突然撂了挑子。结果，混乱状态重新出现。人们发现，离了代奥凯斯可能没法继续生活下去，于是终于一致同意推举代奥凯斯做他们的国王。代奥凯斯要求为他建造宫殿，配备个人卫队。在这些条件得到满足之后，他就当了米底人的国王（希罗多德：《历史》1.96-101）
代奥凯斯通过自己的仲裁人功能，创造出了同胞对他依赖；然后通过中断自己的仲裁工作而向同胞揭示了这种依赖的不可或缺性，从而谋得了王位，成了同胞的统治者。这个仲裁人的位置，对应的就是伊索寓言中的那个“调停人”。海豚和鲸鱼们警惕的，正是这一点：调停人会成为高于他们的统治者。
海豚和鲸鱼虽然处在争斗状态，但显然不是米底人那种“无法无天”的自然状态，而是一种没有专制统治者的城邦政治状态。就像马基雅维利说的那样，在所有的城市中，都存在平民与贵族之间的斗争。伊索生活的年代要比代奥凯斯晚一个多世纪。寓言的灵感来源或现实所指，可能更应该是他生活的时代。据说伊索见过梭伦。而雅典和梭伦改革的情形，与他的这则寓言有着奇妙的呼应关系。
梭伦改革前后的雅典，富人和穷人的纷争非常激烈。梭伦被斗争双方选作了“调停人”。梭伦承担起了改革的任务，但拒绝成为“调停者”。他不把自己任务的性质理解为“调停者”，而是理解为“立法者”。两者的区别在于：梭伦所谓的立法者是制定公正的法律，但把自己从权力中“消除”的人。所以，在给城邦制定了他的法律之后，他就借口做生意离开了雅典，开始了他在异国他乡漫长的远游。
梭伦成了古希腊历史上罕见的、在能够成为僭主的情形下拒绝成为僭主的政治家。他想通过他的改革达到两个相互关联的目标：解除他的城邦对僭主统治的需要，预防野心家攫取城邦的权力。这两个目标是相互关联的，因为野心家就是利用城邦对僭主的需要崛起的。潜在的僭主最主要的借口就是他负有义务和使命，拯救同胞于内部的纷争之中。对此，梭伦建立了一种向所有人开放的法律程序，任何一个人都能够针对城邦内部发生的不公提起指控，如此一来，所有人都成为正义的执行人。
这些改革是否有效暂且不论（应该说梭伦的改革最终还是失败了，因为在他回到雅典之后，终究也没有阻止佩西特拉图成为雅典的僭主）。这里有趣的是，梭伦的政治构想所具有的那种稀有的特征：雅典人想要他成为他们的调停人和僭主（他拒绝了），他却想通过雅典人赋予他的权力把雅典人塑造成不需要调停人和僭主的人。
伊索的寓言和梭伦的故事，在角色各自的特征上正好是颠倒过来的：在寓言中，怀有野心的凤尾鱼在巨人一样的争斗者面前显得可笑而不自量力，海豚和鲸鱼们，也就是城邦的公民们成了把僭主视为世界上最坏的事物的自由人。梭伦和他的同胞公民们的处境是相反的。但也许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说两者有着精妙的呼应。不妨说，伊索寓言中的海豚和鲸鱼，正是梭伦想要他的雅典人成为的那个样子。而那条凤尾鱼呢，就是梭伦想要预防和抵抗的未来僭主。
这让我又想起了柏拉图的故事。在他的第七封信中，柏拉图说，他的第二次叙拉古之行之所以再次挫败，是因为受到了挑拨离间。谣言的制造者们把柏拉图说成是狄翁夺权阴谋的一部分：当僭主狄奥尼索斯接受柏拉图的哲学教育时，他就会失去对统治的兴趣；那时，他将会把政权拱手让给狄翁。
柏拉图书信的研究者们比较公认的看法是，第七封信当属柏拉图本人所写。其实，哪怕它是后来人伪托柏拉图之名所写，这些伪作者也属于对柏拉图政治哲学有着切近而深刻理解的人。否则他或他们是不可想象出政敌会用这样一种理由来挑拨离间的。没有哪个情节能够比这个挑拨离间的设计，更生动而直观地传达了柏拉图的哲学教诲。又过了两千多年之后，柏拉图理念论的现代阐释者康德就直截了当地论断说，君王和哲学家不可能一身二任，君王无法成为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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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林刚，系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政治哲学与思想史专业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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