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之墎墩汉墓发掘自2015年获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以及墓主人被确定为“汉废帝”刘贺后，逐步走入大众视野，近年来备受瞩目。2021年10月18日，海昏侯墓入选全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2023年12月15日，江西南昌海昏侯刘贺主墓开放，进一步拉近了这座西汉大墓与公众的距离。海昏侯国遗址自2011年开始考古工作，至今已经走过了13个年头，共出土金器、青铜器、铁器、玉器、漆木器、简牍、木牍等各类珍贵文物超过10000件（套）。考古发现证明它是目前发现的面积最大、保存最好、格局最完整、内涵最丰富的典型汉代列侯国都城聚落遗址。
这个“网红”考古遗址的出土文物有哪些重要考古学术价值？学术界对其研究有哪些新成果？2024年9月21日，“第一届汉代海昏侯国考古与汉文化学术论坛”在江西南昌召开，来自全国50余个考古文博机构的百余位专业学者与会“共话海昏”。
共有四位学者做了主旨报告。杨军（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的报告题目为《海昏侯墓发掘与研究的新收获》。海昏侯墓的考古工作主要分为2011年、2012-2021年、2022年至今三个阶段。考古发掘表明，海昏侯夫人墓为一座采用“汉制”营造的列侯夫人墓，发现了墓葬建造时的“堂坛”和原封土的范围，并揭示了海昏侯夫人墓（M2）“堂坛”底部叠压刘贺墓（M1）建造时遗存的平、剖面关系，证明海昏侯夫人墓晚于刘贺墓。实验室考古发现刘贺部分遗骸，推算出遗骸长约173-183厘米。发现刘贺嫡长子刘充国遗骸长约110-120厘米，离世时尚为儿童。刘贺墓西藏椁兵器库出土的一套实用铠甲为铁、铜、皮复合的髹漆侧开襟鱼鳞甲，铠甲的鱼鳞甲片6000余片，样式多达九种以上，最小的鱼鳞甲片仅有1-1.5厘米，是目前我国发现的甲片最多、样式复杂、工艺奇特、等级较高的汉代铠甲，在出土的汉代铠甲中为首次发现。在资料整理工作中，发现了以“大長公主家工長安陰昌里鍾長君所作/任乙”铭文为代表的一套碗、盘、酒杯和樽的扣银贴金漆器组合，并发现画有最早孔子像的“孔子屏风”是一个由衣镜主屏和《衣镜赋》辅屏共同构成的双折式屏风。发现了南方地区唯一一份汉代诏书实物，确定了刘贺的死亡时间为公元前59年10月6日（汉宣帝神爵三年九月初八），“除国诏书”下发到豫章郡的时间为公元前59年11月14日（汉宣帝神爵三年十月十七），“除国诏书”下发到海昏侯国的时间公元前59年11月22日（汉宣帝神爵三年十月二十五），诏书的流程和传达体系表明从刘贺病逝到海昏侯国除国，前后不到40天，下葬应该在47天后，为西汉列侯丧葬殡期的研究提供了新资料。
李银德（徐州市博物馆研究馆员）的报告题目为《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玉器谫识》。海昏侯刘贺墓玉器出土位置与一般墓葬出土于棺室内不同，部分玉器还出土于西藏椁和主椁室的西室；其类别不仅包括礼仪用玉、装饰用玉、生活用玉和殓葬用玉，还有其他王、侯墓葬中从未出现过的玉料。尽管与既往发掘的大型汉墓相同，刘贺墓玉器中也有一定数量的史前和先秦时代的遗玉。但刘贺墓中玉器主体为西汉中期玉器的代表，其鲜明特色、等级、风格是研究西汉中期玉器的重要标尺。截至目前，已发掘完整的汉代诸侯王墓仅有河北满城中山王刘胜和王后窦绾墓、广州南越王赵眜墓，山东巨野红土山汉墓、济南长清双乳山M1共5座；完整的列侯墓仅有长沙马王堆轪侯夫人墓、沅陵侯吴阳墓，徐州宛朐侯刘埶墓和海昏侯刘贺墓4座。刘贺墓出土400件玉器在上述王侯陵墓中首屈一指，这些玉器以及金器、钱币等等，无不昭示着昌邑国与汉武帝宠幸李夫人的关系、海昏侯国国除的特殊历史背景。
杨爱国（山东省博物馆研究馆员）的报告题目为《汉代孔子图像的两个系统——海昏侯刘贺墓孔子衣镜引起的思考》。通过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孔子衣镜，阐发对汉代艺术品上孔子图像的思考，并分析汉代的孔子图像有两个系统：一个是官方系统，在这个系统里，只有孔子和他的弟子；一个是民间系统，在这个系统里，最多的是孔子见老子，项橐常附其中，少有孔子见项橐、孔子与何馈等的图像。
吴方浪（江西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江西省汉代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的报告题目为《海昏侯墓<国除诏书>所见海昏侯国疆域与侯家治地问题》。海昏侯一号墓主椁室西侧出土《国除诏书》由数十枚木牍组成，其中既包括宣帝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群臣、豫章太守奏请海昏侯国除的奏文，又附有海昏侯家臣的奏文与文书传递记录。其中，简1506-9、1506-10两枚文书传递记录可为进一步探讨海昏侯国疆域与侯家治地提供新史料。简1506-9记录了十月甲申（十七日）豫章太守廖、都尉丞霸在接到诏书后将之传递之下辖都尉、县、侯国。简1506-10记录了十月丙戌（十九日）海昏侯国守相、守丞等接收郡府传递的诏书。由简1506-10牍文可知，海昏侯国相由宜春长千秋兼守，海昏侯国丞由建城县尉同兼守。据汉官制，县、侯国长吏空缺，由近次或近秩次官吏兼补。如牍文所示，宜春县长、建城县尉分别兼守海昏侯国相、丞二职，三县之间关系紧密，再依汉“守官”特性，可证西汉宜春、建城二县归属于海昏侯国。又简1506-10载“侯家别治鄡阳”，“别治”指的是于侯国治所外，另寻治地办公。牍文中的“侯家”当指海昏侯家。“侯家别治鄡阳”已指明海昏侯家治地在豫章鄡阳县。如此，鄡阳县亦属海昏侯国疆域范围。又简1506-4载“乃以□□故主也。中国□饶之地，合六县以为国”指的应该是海昏侯国初设时的疆域范围涵盖六县。
接下来为分组讨论。本次会议共分两组四个半场进行讨论。限于篇幅，澎湃新闻在每场讨论中选取四篇论文进行介绍，以飨读者。
第一场由郑同修（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陈刚（江苏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主持，主要关注出土文物。
练春海（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的报告题目为《海昏侯墓出土熊形嵌饰研究》。南昌汉代海昏侯墓出土的一对熊形嵌饰，为金镶玉漆樽（M1∶1）上的嵌饰，该饰造型奇特，与各类出土汉代樽形器上的熊形纹饰（含圆雕与平面装饰）通常较为写实的特点不一致，其本质为头戴面具、身披熊皮的方相氏，具有辟邪功能，这种造型的方相氏已经具备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所流行的畏兽图像的核心要素，为其雏形。
刘连香（中央民族大学考古文博系）的报告题目为《西汉海昏侯墓运棺輁轴的礼仪功能及影响》。西汉海昏侯墓M1墓主为卒于公元前59年的刘贺，其椁室东北部有内外两重棺，棺下设木棺床，下安4个木轮，此棺床即为《仪礼·士丧礼》中所载用于运棺的輁轴。《仪礼》的记录显示，輁轴不仅是运棺的实用工具，而且具有丧葬礼仪功能。从考古发现可知，在甘肃石家墓地春秋中期墓葬中，M166上层棺床已经使用木輁轴。西汉时期，輁轴分布地域广泛，时间跨度长，使用輁轴的墓葬均为王侯等级。东汉时期，輁轴相对较少。魏晋时期，实行简葬，未见载运棺柩的輁轴遗存。但北魏大量继承汉文化因素，丧葬礼仪上追汉制。唐宋时期，石葬具盛行，未见使用輁轴痕迹。明定陵万历皇帝及两位皇后的木棺椁下均带有四个轮轴。由此可见，将棺椁运至墓室使用輁轴的丧葬礼仪，从东周之后一直在帝王及高等级墓葬中被长期延续，反映丧葬文化的稳定性。
黄喆安琪（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的报告题目为《海昏侯墓出土金属兵器的来源及相关问题探讨》。刘贺墓中出土的金属兵器，可以分为袭昌邑王位时和受封海昏侯时期持有管理的两大类。从海昏侯墓出土兵器的材质和装饰上亦能看出非常鲜明的等级特色，其种类繁多且制作精良，不仅能反映当时高度发达的冶金技术和武器制造工艺，也是西汉尚武精神的实物印证。先进冶铁工艺在金属兵器中的广泛使用，也能从侧面反映出西汉中期社会对兵器背后军事文化的推崇。海昏侯墓出土的金属兵器在汉代中期金属兵器中具有典型性，通过对其来源及相关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对感知汉代人的军事生产、等级制度及汉代社会精神文化颇有助益。
潘玲（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的报告题目为《汉代麒麟图像的来源及其在草原的传播和演变》。海昏侯墓出的两件片状银饰上装饰的独角兽，是目前发现最早的麒麟形象。麒麟图像在汉代的演变轨迹非常清晰：西汉末年开始加上翅膀；东汉前期左右从回首转为头向前，胡须消失，角变短，翅膀变大，身躯变肥硕；东汉晚期角端出现圆形肉瘤，尾部由上翘变为下垂。麒麟在西汉末至新莽时期成为汉代神兽信仰最重要的神兽，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有翼麒麟开始流行，麒麟形象也在此时传入匈奴境内。整体上看，匈奴境内的麒麟形象出现时间、翅膀出现时间均晚于汉境内的，但是整体特征和演变趋势与汉地的相同，这也说明它们来源于汉地的麒麟。麒麟图像的一些造型因素也通过匈奴传入鲜卑境内。西汉中期晚段在中国境内出现的麒麟形象，其写实的表现手法、与其最相似的野山羊形象，都见于匈奴境内，而且匈奴的写实动物纹风格、野山羊纹牌饰出现和流行时间均早于中国最早的麒麟形象。所以，可以说海昏侯墓地的最早的麒麟形象，接受了匈奴的动物纹的写实风格和野山羊图像的影响。
第二场由郑君雷（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吴方浪（江西师范大学历史系、江西省汉代文化研究中心）主持，主要关注铭文释读。
赵明（江西师范大学海昏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的报告题目为《西汉海昏侯墓出土金器定名的再探讨——以汉武帝更圆饼形金名“麟趾”为中心》。在海昏侯墓出土的纯色黄金有平板形、兽蹄形和圆饼形3种。除去作为黄金制品制作备用的平板形黄金“金板”之外，实际上黄金制品只有两大类，其中，兽蹄形的黄金又可分为3个亚型，为套珠纹褭蹄、椭圆底褭蹄和素丝纹褭蹄；圆饼形的金器，除了1件特殊的小型器外，共有385件，结合谭家乡等地出土的同类金器，存世总量约在600件以上，都符合汉代一斤重的圆形饼金形态，有校重、戳记、冰裂纹、刻画字符和人工锤击痕迹，显然具有特殊意义。海昏侯墓出土的金器类型，符合太始二年诏书所述以改名后的黄金班赐给诸侯的麟趾和褭蹄。结合文献考订，海昏侯墓出土的圆饼形金和兽蹄形金，可以作为汉武帝太始二年更黄金名诏书中“麟趾褭蹄”的重要物证。“麟趾”代表着王族子孙昌盛，延绵不绝，“褭蹄”象征着往生升天的含义。“麟趾褭蹄”是在既有黄金式样基础上，在汉武帝时期统一铸造的制式黄金。所谓海昏侯墓出土的“金饼”，其原始名称即“麟趾”，当定名为“麟趾金”或“金麟趾”。
周广明（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报告题目为《汉代思想观视野下的褭蹏金、麟趾金“上中下”释读》。海昏侯刘贺墓出土马蹄金（褭蹏金）、麟趾金73枚，上刻画“上、中、下”等圆印，此即在汉代思想观、宇宙观的引领下，在国家祭祀体系、封禅行为中代表着帝王（汉武帝）意志，在特定的神圣空间用“上中下”祀天地祖先，同时宣告王朝正统性及皇帝控制力的意义，亦是后来王朝能从中挖掘出统治智慧的一笔政治文化遗产。
杨怡（江西省汉代文化研究中心）的报告题目为《海昏侯墓出土“籍田鼎”铭文“升”“斗”问题考辨》。海昏侯墓出土的“籍田鼎”是西汉时期昌邑王刘贺劝农耕种、举行祭祀仪式所用器物。“籍田鼎”制作精美，腹部刻有铭文，以往学界认为铭文当释读为“昌邑籍田铜鼎，容十升，重丗斤，第二”。根据“籍田鼎”铭文字迹及汉代的容量单位，“升”很可能为“斗”之误。海昏侯墓出土“籍田鼎”铭文“升”“斗”问题的重新思考，对研究汉代容量单位、容积等问题都有着极为重要的参考价值。
于浩（南昌大学国学研究院）的报告题目为《从海昏简<诗>引传论汉代四家诗之“传”》。南昌海昏侯墓出土汉简《诗》两条引“传曰”材料，显示西汉三家诗也有类似《毛诗故训传》的随文释训之传体。三家诗传与毛诗之传形式、旨趣皆有不同，大抵三家诗传重事不重义，毛诗重义不重事，三家诗传多据《诗》以阐发事理，或为说明事理而引《诗》以证之，但并不关心全诗之旨与所阐发事理的逻辑联系。毛诗引传则紧紧围绕诗句和诗旨展开，更加注意传文对诗文意旨与精神的阐发。因此毛诗之传必须依附于经，而三家诗传可以脱离诗经文本独立存在。
第三场由刘振东（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倩倩（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主持，主要关注汉代墓葬。
付龙腾（山东大学考古学院）的报告题目为《东汉黄肠石墓的考古学研究》。“黄肠石墓”建筑形式可分为三大类：具备“题凑石墙”；使用黄肠石修筑墓壁、墓顶；以及仅在墓葬局部位置使用黄肠石作为建材。根据部分黄肠石上的题铭信息，可知黄肠石的制作与管理包括三大类：中央官署监造，官方工匠操作；王国主导，征召民间工匠；民间工匠制造。结合建筑形式、制作管理体系分析，可将黄肠石墓大致分为四个等级：帝陵、特殊诸侯王陵；诸侯王陵；大型陪葬墓；列侯、二千石官吏墓等。如果将视野扩大到两汉时期，可以从西汉时期的丧葬礼俗中找到黄肠石墓的多种来源；但是，由于黄肠石墓缺乏实用性的功能基础，最终还是走向衰亡。黄肠石墓的演变，可谓两汉之间陵墓制度“变”与“不变”并存的缩影。
金银（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的报告题目为《浅析西汉长沙国列侯墓形制》。西汉长沙国内已发掘的列侯墓葬均有封土，皆为斜坡墓道；列侯家族墓中存在合葬、祔葬等现象，墓室采用青或白膏泥、木炭或白（青）膏泥加木炭的方式进行密封。西汉早期长沙国列侯墓深受楚文化影响，西汉中期以后随着汉葬制的强势入侵，楚文化丧葬因素逐渐衰落。
黄锦前（新疆大学历史学院）的报告题目为《浙江安吉五福M1的年代、墓主及属性》。安吉五福M1应与长沙望城坡西汉渔阳墓年代相近而略早，系深受楚文化影响的西汉早期楚式墓，而非战国晚期楚墓。五福墓群应属汉代遗存，与战国时期春申君的封地鄣地及楚国的鄣城均无涉。墓主史信是战国末期至越地为官的楚国人，主要生活于战国末年至西汉初年，秦及汉初仍在此为官，故死后以楚制楚俗埋葬。“史”系职官名，“信”为其私名。墓主生前曾任下级佐史，系士而非大夫级贵族。与湖南长沙、河南淮阳等楚国故地一样，安吉一带自战国中期以后深受楚文化浸润，其流风遗韵，绵延至汉代而不绝，故葬制葬俗及随葬品均有浓郁的楚风。墓中出土仅见于楚故地西汉墓中用以镇墓辟邪的偶人，实证了该墓的年代应为汉初，同时也进一步表明，该地自战国中晚期以后受楚文化的影响深刻。
全洪（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的报告题目为《广州瑶台凤凰岗一号汉墓探讨》。1983年，在广州市区西北郊矿泉街道瑶台凤凰岗发掘一座大型木椁墓（编号M1）。墓室被严重盗扰。据墓葬形制和出土器物，推断年代为南越国时期。该墓是一座大型有墓道竖穴分室木椁墓（《广州汉墓》Ⅲ型墓），在两广地区西汉前期即南越国时期后段开始出现。迄今，两广发掘墓坑长在10米以上的大墓数座，与凤凰岗M1规模相仿，形制有所不同。广西贵县罗泊湾M2、贺县金钟M1出土“夫人”印，确知是南越列侯配偶，与两广地区可确认级别墓葬相比较，亦可推测M1当是列侯级别。根据佩戴玉舞人推测墓主为女性，则可以认为凤凰岗M1墓主是南越某列侯之妻。有的王室宗亲与列侯等爵，往往有的三公九卿及二千石高官也有可能采用与列侯同规格葬式，所以，凤凰岗M1墓主可能是南越某列侯或二千石高官之妻，也有可能是南越贵戚。
第四场由王煜（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罗运兵（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主持，主要关注民族融合。
胡长城（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报告题目为《云南土著文化汉化进程的重要实证——梁堆墓》。“西南夷”约在距今3700年前随着西南青铜时代的开启，由氏族部落转化而成，在春秋、战国时期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随着西汉中央政权在“西南夷”地区统治的确立，“西南夷”开始衰落，并在两汉之交蜕化为“南中大姓”与夷帅控制下的新的族群。在这种新的族群中，产生了一种全新的丧葬形制——“梁堆”墓。“梁堆”墓是汉晋时期广泛分布于“西南夷”地区的一种特有的墓葬，无论从墓葬形制还是随葬品、形制、起坟立碑习俗等各种角度来看，都体现出了一种汉夷文化的融合，是西南地区汉晋时期民族大融合的产物，也是中国历史上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大融合的重要见证。
王煜（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报告题目为《东周秦汉时期虡座研究》。随着以“金石之乐”为突出特征的用乐制度的变迁与兴衰，虡逐渐摆脱仅仅作为乐器架座的功能，被赋予了更多的装饰性、标志性意义，其造型也形成了一条较为独立且影响深远的发展线路。东周时期虡座在楚墓中规律分布，东夷地区也有少量出土，以几何形制为主，反映了楚人的丧葬观念受同一种规范或制度约束，而中原地区有钟（磬）无虡和钟（磬）、虡分置的埋葬制度则反映了早期的明器思想。汉代虡座主要出土在诸侯王（包括海昏侯）和关中地区高等级墓葬中，以兽形为主，兼有少量的几何形，列侯墓葬则多为有钟（磬）无虡的埋藏组合，其有无、造型、使用方式等反映出明显的等级特征，反映出先秦礼乐制度内涵进一步遗失的过程中，汉代高等级阶层在表象上对其的继承、发展和规范化。虡座在秦汉时期也出现了逐渐脱离钟（磬）的一个支线发展脉络，其承钟（磬）功能逐渐削弱，更多作为一种宫廷仪仗标志，并可能影响到相关陵墓和墓地设施的兴起。
郑曙斌（湖南博物院）的报告题目为《西汉诸侯王、列侯墓中“木楬”的应用发微》。西汉诸侯王、列侯墓葬考古发现有一类标记随葬物品的竹木签牌，发掘整理者称之为“木楬”“签牌”“木牌”“竹牌”等。2015年7月，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海昏侯刘贺墓主椁室中发现了110枚木楬。1993年11月，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长沙望城坡西汉“渔阳”王后墓中发现了123枚木楬。1972年至1974年，湖南省博物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长沙马王堆轪侯利苍夫人和他们儿子的墓中发现了一百多枚木楬和签牌。这三座诸侯王、列侯级墓葬所发现的木楬、签牌，形制基本相同，书写方式并不完全一致，木楬、签牌的使用对象又稍有不同。以这三座墓葬发现的木楬、签牌作为研究对象，分析木楬形制、书写以及使用方式的异同，认为木楬并非单一的标签属性，而是体现出复合功能的特征，而木楬的缄封应用和不可多得的赙赠信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丧葬习俗。
陈靓、王欣芃（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的报告题目为《从颅骨测量特征看丝绸之路古凉州人群的交融》。2003-2005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日本秋田县埋藏文化财中心对甘肃省武威市磨咀子墓地进行了联合发掘，共发掘92座墓葬。这些墓葬年代为西汉末年至东汉初年。史料记载，西汉元封五年，（武帝）分天下为十三州，各置一刺史，武威郡属凉州刺史部。凉州之名自此始。研究结果显示，磨咀子先民的颅面部特征与现代蒙古人种相似，根据部分测量特征的差异，可进一步分为两个亚组。磨咀子Ⅰ组在各项测量项目绝对值、指数和角度上与现代蒙古人种的东亚类型最为接近，与青海大通上孙家寨卡约组、青海大通上孙家寨汉代组和青海湟中李家山卡约组等古西北类型人群相似，可能源自河西地区的土著羌人。而磨咀子Ⅱ组则更接近现代蒙古人种的北亚类型，与甘肃金昌沙井文化三角城组、陕西神木大堡当汉代组、宁夏固原彭堡组等古代人群相似，其种族构成可能与匈奴在河西地区的活动有关。磨咀子墓地出土人骨的颅面研究，有助于深入理解汉代河西走廊居民的人种特征以及人群交流与融合情况。
本次论坛展示了国内最新的汉代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对海昏侯国遗址从考古发掘到文物进行了精细分析和解读，拓宽了对汉代社会经济和历史文化的认知视野，为海昏侯国遗址今后的考古和研究工作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同时也为汉代大遗址的整体性、系统性保护提供了“考古先行”的科学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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