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尼尔·笛福（1660-1731年）
“南海泡沫”事件一个世纪后，英国散文家查尔斯·兰姆在《伊利亚随笔》（1823年）中描绘了他参观南海公司（The South Sea Company）所在地南海大厦的体验：“往昔，这里是一家公司熙熙攘攘的商业活动中心……现在，这里仍然可以看到雄伟的柱廊，阔大的楼梯，宽敞如宫殿的豪华办公大厅……然而，当那次鼎鼎大名的骗局像气泡一般破灭之后，一切财富都荡然无存。”令兰姆感慨不已的是，在这场席卷英伦的商业大潮来临之际，十八世纪前半叶的著名文人（如蒲柏、盖伊、斯威夫特）无不牵涉其中，而“涉案”程度最深者，则非丹尼尔·笛福（1660-1731年）莫属。
笛福可谓当时最负盛名的“大作家”：据不完全统计，其平生作品数量达到惊人的五百六十部（其中半数以上为政论文及游记）——从《贸易通史》《英国商业方略》《大疫年日记》到《彼得大帝》《骑马走英伦》《家庭指南》等书名篇目，不难想象他涉猎的广泛。当然，作为“欧洲新闻之父”，他的赫赫声名更多源于“时文”写作（据说他在高峰期同时为二十多家报刊杂志撰稿）。时至今日，很少有人留意到，笛福“到六十岁才写出第一部小说”（《鲁滨孙漂流记》，1719年），而截至他最后一部小说《新环球航行记》（A New Voyage Round the World，1724年）问世，其小说创作生涯不过短短五年时间——诚如美国文学评论家安妮特·T.鲁宾斯坦在《英国文学的伟大传统：从莎士比亚到奥斯丁》中所言——考察笛福早年（尤其是创办《评论》期间）形成的思想和技巧，是“一件特别有趣的事情”。
1704年，笛福受命创办《评论》——全称为《英格兰国情评论》（A Review of the State of the English Nation）——是为了回报牛津伯爵罗伯特·哈利（Robert Harley）的“再造之恩”。1702年，国王威廉三世驾崩，一度以“帝师”自居的笛福顿时失却靠山。与此同时，由于商业及实业投资接连失败，笛福欠下巨额债务（一万七千英镑）。雪上加霜的是，很快他又因言获罪（在报刊著文“煽动分裂国家”），被判处入狱。关键时刻，哈利暗中援手，免除他牢狱之灾。听闻这一消息，笛福喜不自禁地在一封狱中书简里写道：“当我躺在新门（Newgate）监狱，无依无靠，感到极度沮丧的时候，我的家庭已经分崩离析，我本人获救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而就在这时，一位德高望重的人士为我带来了喜讯——在此之前，我甚至谈不上与这位人士有过交往。”随后，哈利又慷慨解囊，帮助笛福清偿债务。获释后的笛福感激涕零地向恩主致意，恳求这位大人物对他善加“利用”：“……我仍然要用这份谦卑的请愿书来表达我的诚意，如果可能的话，我将竭尽全力提供您所需要的任何服务”——包括但不限于充当政党喉舌及政府密探。
哈利照单全收。事实上，商人出身的笛福一向热衷于各种商业计划，同时也愿意毫无保留地向当局献计献策。早在1698年，他在《论开发》（An Essay Upon Projects）一文中便提倡修筑公路、开办银行、修订破产法、设立疯人院、开办女子学校等一系列举措，显示出他广博的知识储备和新兴资产阶级的勃勃雄心。日后笛福笔下这一阶层的代表人物鲁滨孙——照小说家司各特的看法，此人“算账要算到最后的三便士”才肯罢休——正是上述商业开发计划忠实的执行者。据考证，后来（四分之三世纪后）被亚当·斯密用作书名的“国富”二字，其实是笛福的发明——他在1704年《评论》一篇文章中论述：“现在，国家的实力并不是像过去用兵力、勇敢和领导来衡量的。国家的财富才是决定国家伟大与否的因素。”
在大约十年（1704-1713年）间，笛福作为哈利雇用的首席评论员（署名“评论先生”[Mr. Review]）共写下四百万字，其中绝大部分是为政府各项对内对外政策摇旗呐喊。除了战争与和平问题（当时英国深度卷入欧陆争霸战），笛福最为关注的是商业贸易和殖民地事务——他将沃尔特·雷利爵士名言“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贸易；谁控制了世界贸易，谁就控制了世界的财富，最后也就控制了世界本身”奉为圭臬。《评论》创办之初，他在一篇谈论南海（南美洲）贸易的文章中写道：“如果要进行南海贸易，我们必须拥有南美洲那些属于我们（或者目前还不属于我们）的港口和地盘，这些地方我们根据一份协议应该据为己有，就像殖民地那样，用来种植和居住。并且在那里建立与周边国家的贸易，无论它是西班牙还是别国的属地……我认为这就是政府应该考虑的贸易方法，也是南海贸易的意义所在，这个问题绝非琐碎不足取，实际上这意味着人们想象中的那座金山。南美洲的贸易不仅是极好的，而且将会被证明是最伟大、最有价值、最多利润的贸易。它将促进英国贸易分支的增长，因此，其间的任何冒险、投机、付出、痛苦都是值得的。”笛福宣称扩大殖民地是英国应该关心的首要问题，因为他担心一旦法国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获胜，英国在欧洲大陆将遭受沉重打击:“……万一我们的对外贸易完全断绝，或者大部分断绝，我们自己在非洲和美洲的殖民地还可以大大发展，它们足以支持我们的制造业，提升我们的海运能力，使我们的人民致富，并在我们自己内部进行各种必要的贸易。”
作为未雨绸缪的预防措施，笛福大声疾呼开发南海贸易及殖民地的重大意义和价值（坚信殖民地和母国“同呼吸、共命运”）。1707年，他在报刊撰文重申：“以前我在某一期《评论》上谈到这个问题时曾经暗示，害怕殖民地独立是有害的，既妨碍殖民地本身的繁荣，总的说来也妨碍我们自己的繁荣……害怕我们的殖民地太发达，好比一个父亲在教育自己的孩子时，唯恐他变得太聪明或者知识太渊博。”——半个多世纪后，当保守派埃德蒙·伯克在议会为美洲殖民地辩护时，他采用的是同一套说辞。
1710年，托利党领袖哈利获任为英国财政大臣，然而他上任伊始，便面临巨额国债问题。其时英国在欧陆战争中受挫，国内反战情绪高涨，而政府则由于连年征战背负累计达一千万英镑的债务，辉格党把控的英格兰银行（1694年设立）拒绝买单，导致政府信誉大受影响。临危受命的哈利迫切需要解决这一棘手问题，而笛福也终于等到了“报恩”的机会。笛福向好友爱德华——哈利的兄弟——透露了他“债转股”的锦囊妙计。随后，爱德华将这一计策转呈哈利，经过议会艰难投票表决后，最终得以实施。具体而言，即哈利一方（由“白手套”出面）组建南海公司，发行总值近一千万英镑的股票，年息百分之六，用以分担政府的债务（作为回报，政府为该公司提供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公司经营的酒、醋、印度货、缫丝、烟草、鲸鳍和其他一些商品可以享受高额退税，并获准拥有在南海的贸易垄断权），再由广大股民认购上述股票，周而复始，形成良性循环。如此一来，国债危机得以化解，南海公司又可凭借垄断地位大发横财，两全其美，岂不妙哉？
除了商业目的，其实这一计策背后还有笛福的潜台词——早在1704年，笛福就提议英国“有必要”挑战法国和西班牙在南美和加勒比地区的统治地位。此外，他还力主从法国手中夺取加拿大，并像北美一样，在南美建立（至少）一个英国殖民地。1712年，笛福撰写《一篇关于南海贸易的评论——论对南海公司预结算问题产生厌恶与抱怨的原因调查》。在他看来，该公司的最主要价值是为英国在南美提供了一个落脚点：“我们要在美洲发现或找到一个能够建立英国殖民地的地方，条约规定归我们所有，这不就足够了么？这样贸易不就自然而然来了么？我们的国家不就能像西班牙那样造福民众了么？如果因为不如他们勤奋而导致我们被固定在贫瘠的土地上，那么过错在我们自身。我们为什么不像西班牙人一样去往遍地是金银、药材、可可的富饶之地呢……这是我们所理解的南海贸易，我们应当运用国家力量予以保护，抓住具备这样条件的港口、土地、领土，或国家，无论你怎样称呼它，我认为这样的地方在美洲……西班牙王室阻止不了我们的步伐。”在随后的若干政论文中，笛福极力敦促作为英国最高权力机构的议会将南海公司作为控制和殖民南美洲的跳板（甚至策划在当地筹建两座英国海军基地），以最大限度帮助英国攫取该地区的财富。
一开始，南海公司的快速发展的确没有辜负笛福的期望。不仅股价节节攀升（由原本1720年年初约一百二十英镑飙升至同年7月的一千多英镑），而且公司还以七百五十万英镑的价格购得了贩奴许可证。笛福宣称贩卖黑奴“合理合法”，认为他们是“英国商业在其非洲工厂的产成品（Finished Products）”，并且主张黑奴按“头”来算账，以便于计算每笔“生意”盈利几何（鲁滨孙荒岛失事，其目的地便是去往非洲——贩卖黑奴）。在以笛福为首的一帮报人及政客鼓噪助推之下，伦敦市民如痴如醉，疯狂投入这一快速致富（easy-money）的商业游戏中。一些不法商人乘机注册成立各种“新概念”公司（水变油、永动机等发明相继登场；派潜水员下海捕捞珍珠，以及雇用工人在海滨披沙拣金等生财之道也纷纷出炉；甚至有一家公司主营业务登记为“保密”，照样一夜圈钱百万英镑），即所谓“泡沫公司”，试图浑水摸鱼，趁南海股价狂飙这一千载难逢的良机分它一杯羹。
议会中不乏有识之士。以经济学家哈奇森（Archibald Hutcheson）为首的议会反对派预感大祸将至，于1720年9月强行表决通过《泡沫法令》，市场充斥的各类“注水”公司一律被强制取缔，炒股热潮随之减退，并连带触发南海公司股价急剧下挫，几乎转瞬之间，无数人倾家荡产。其中包括大名鼎鼎的牛顿爵士——据统计，他在这次股灾中累计损失约两万英镑（在当时是天文数字），以致大发感慨：“我能计算出天体运行的轨迹，却难以预料到人性的疯狂。”（I can calculate the motions of heavenly bodies, but not the madness of people.）
据英国《议会史》记载：“在八个月的时间内，人们亲眼所见，一个巨大建筑物是如何攀升到不可思议的高度，它高得令整个欧洲都不得不仰视，但它的地基是欺骗、虚伪、幻觉和荒谬。因此，它的构建者的伎俩一旦被戳穿，它就轰然坍塌了。”丧失信誉的不仅有坐收干股的议员（议员无须出资购买股份，但可以并且常常在行情看涨时抛售股份，套取巨额利润），还有从中渔利的内阁高官，连一度出任公司总裁（Governor of the Company）的英王乔治一世亦未能幸免。
笛福的文坛友人（以及对手）也损失惨重。诗人蒲柏一开始兴致勃勃，讴歌股票投机的时代为“充满希望和黄金山的时代”——他不仅本人投资南海公司，还向友人蒙塔古夫人 （Lady Mary Wortley Montagu） 大力推荐该公司股票（“南海股票目前的价格肯定会在几周或更短的时间内上涨。对此我深信不疑”）。不过，和“涂鸦社”（Scriblerus Club）的文友盖伊（John Gay）相比，蒲柏及时抽身，损失较少，而贫寒出身的盖依则因为迫切希望“咸鱼翻身”，于是孤注一掷，将出版诗集所得版税悉数投入股市，在明知行情下跌时又不肯及时止损，结果血本无归，沦落到几乎要充当“乞丐”的地步——日后他的杰作《乞丐的歌剧》（The Beggar’s Opera）对此境遇有真切的描画。
1721年，蒲柏在《该死的南海》（The Damn’d South Sea）一诗中感喟：“股票取代丑闻，成为时代的主旋律/即便智慧和美貌也派不上用场：/没有船只卸货，没有织机运转，/所有的一切，都被吞没在该死的南海。”与之相似，气急败坏的盖依也在名诗《致托马斯·斯诺的赞辞》（A Panegyrical Epistle to Mr Thomas Snow）中痛斥南海公司骗局——斯诺是伦敦著名金匠（亦是早期私人银行家），他那双“善于搜刮的巧手”从不会放过任何一块金锭；他不失时机地在南海泡沫事件中兴风作浪，如鱼得水：“哦，慧眼如炬的您早已洞烛/使千百人沉没的南海石岩和暗礁/信用一落千丈、商业奄奄一息/而您却昂然屹立……”
其时，笛福和斯威夫特同在哈利门下行走——后者主持另一份党刊《检查者》（Examiner）。教长（Dean）斯威夫特对“涂鸦社”好友蒲柏和盖伊的遭遇满怀同情。在他看来，南海事件是其时社会乱相及弊病的一个缩影：整个社会被“权术、‘南海’泡沫、歌剧和假面舞会所主导”，贵族和民众竞相奢靡，“虚假的繁荣”掩盖了一切阴暗面，而等待这些迷途羔羊的必定是愤怒的上帝亲手降下的灭顶之灾。1721年初，斯威夫特在《晚邮报》（The Evening Post）发表诗歌《泡沫》（“The Bubble”），斥责南海公司的董事诸公通过欺骗手段鲸吞弱者，劫掠民财：他们的盈利“库存高达三十万英镑”，而“受骗的破产者疯癫发狂，/把一切都押在绝望的赌注之上；/然后投入南海股市浪潮，/浸入头和耳朵——负债累累”。正如约翰逊博士所言：“在这举国迷狂的灾难之年，当人们期待着从南海公司获得巨额财富，获得甚至超过来自秘鲁的横财，当贪婪如流行病感染了所有人的头脑，当诗人们也个个都渴望着发财之时”——此际无疑也意味着，所有幻想一夜暴富的弄潮之人已难逃崩盘结局。
南海泡沫事件后，辉格党领袖罗伯特·沃波尔出面收拾残局（早先议会投票时，他曾将南海公司议案比作“屠城木马”）。在他主导之下，议会发起调查，表明“至少有三名内阁大臣和若干议员接受南海公司贿赂并参与投机”。事实上，早在“公众手中国债被兑换成股票以前，就有价值五十余万的股份被辉格、托利两党政客瓜分”。随后，议会通过法案：在一年之内，限制南海公司董事会成员和高管（包括财务会计、出纳及相关职员）出国，以免他们借机转移财产。据著名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回忆，他的祖父老爱德华·吉本原先拥有家产总计十万六千英镑，但被议会“严惩”后，仅被允许保留一万英镑——可见沃波尔手段之“毒辣”。事实上，也正是凭借老辣的政治手腕，此人（号称英国历史上第一位“首相”）独擅朝纲二十余年，被政敌讥讽为英格兰“新君”，而在南海泡沫后灰头土脸的国王乔治父子及其所象征的王权却不可避免地日益衰落。这或许算是南海泡沫事件唯一具有正面意义的结果。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正如笛福晚年在《英国绅商大全》（The Complete English Tradesman，1726年）一书中所言，作为南海公司的建策者与见证者（一度也是亲历者），他始终保持清醒，凭借多年商海浮沉的历练奇迹般地全身而退——1719年，在泡沫破碎之前，他沽清了手中最后一只股票，此后再也没有卷涉其中。照他本人的说法，很大程度上此举乃是源于他对“人性贪婪感到绝望”。
然而，逃过了股灾的笛福终究未能逃脱命运的毒手。为躲避债主追讨，同时也因家庭内部经济纠纷，他感到心灰意冷，于是选择离家出走，“隐居”格林尼治乡间。像年迈的李尔王一样，他陷入了频发的精神错乱，又遭受房东太太欺诈胁迫，不得不以家产作抵押支付房租。这位鲁滨孙式（“算账要算到最后的三便士”）的精明商人，最终却一贫如洗，在穷困潦倒中黯然谢世，令人浩叹。子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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