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曾说：“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今天，我们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仍然需要学习这种“不争论”的勇气、智慧和胸襟。
明代刘元卿的《应谐录》中，记载过一个故事：昔人有睹雁翔者，将援弓射之，曰：“获则烹。”其弟争曰：“舒雁烹宜，翔雁燔宜。”竞斗而讼于社伯。社伯请剖雁，烹、燔半焉。已而索雁，则凌空远矣。故事中的人沉浸于细枝末节的争论，错失猎雁的机会。邓小平提出“不争论”，就是为了让改革开放摆脱争论的纠缠，抓住时机，让改革者们甩开膀子大胆干：“我就担心丧失机会。不抓呀，看到的机会就丢掉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
“不争论”，体现了“少说空话、多做工作”的务实作风。邓小平主张“不争论”，不是不准有其他意见，而是希望别把时间浪费在争论上，使改革停滞不前。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必然会碰到许多全新的问题。邓小平认为，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尊重实践，尊重群众，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而不能靠坐而论道，搞一些抽象的争论。1979年6月，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召开期间，当万里汇报安徽一些农村自发搞包产到户的争议情况时，邓小平发表意见说：“不要争论，你就这么干下去就行了，就实事求是干下去。”
“不争论”，体现了“敢试敢闯、事不避难”的担当精神。对看准了的改革，如果争论不休，就会错失机遇。改革开放初期，有人担心股票、证券这些是搞资本主义，心存疑虑，邓小平则认为，要“坚决地试”，“对了，开放；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关，也可以快关，也可以慢关，也可以留一点尾巴。怕什么，坚持这种态度就不要紧，就不会犯大错误”。于是，一大批新生事物在“不争论”的尝试中茁壮成长。任何一个新事物、新项目、新决策刚出现时，都会有不同声音。今天，改革开放向纵深推进，不少地方倡导“先干不争论、先试不议论、先做不评论”的理念，就体现了“不争论”的魄力与智慧。
“不争论”，体现了“尊重事实、实事求是”的政治清醒。客观地说，人和人之间、群体和群体之间，利益不同，想法不同，发生争论很正常。对于不同的意见，邓小平说，我们的政策是“允许看”，“不搞强迫，不搞运动，愿意干就干，干多少是多少，这样慢慢就跟上来了”。比如，搞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开始的时候，只有三分之一的省干起来了，第二年超过三分之二，第三年才差不多全部跟上。为了防止和减少试和闯的过程中可能犯的错误，邓小平认为，要随时总结经验，走一步，看一步，对的坚持，不对的赶快改。他还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
有一则寓言讲道，甲乙二人争论数学问题。甲说，四七等于二十八；乙说，四七等于二十七。争到当地县令那里，县令叫人打了甲三十大板。甲自然不服，县令斥责他：“你既然知道四七等于二十八，为什么要与说四七等于二十七的人争论呢？该打。”
哂笑之余，我们还要看到，“不争论”不是对所有的问题都顺其自然，更不是不讲原则、不坚持原则。当年，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就是在邓小平的鼎力支持下才冲破“凡是”派的压制而得以全面展开。邓小平说，这个争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对于学术问题，邓小平也一直主张百家争鸣，认为“讨论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
不该争的不争，该争的要争个明明白白。无论是凝聚改革共识、形成改革合力，还是干事创业、攻坚克难，都应当求同存异，积极寻求认识上的最大公约数，从而凝聚起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磅礴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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